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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琴

根據國家癌癥中心最新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新發肺癌病例超80萬例，其中約70%確診時已處于中晚期。一直以來，惡性腫瘤已成為威脅人類健康和生命的第一“殺手”。

近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國際癌癥研究院院長詹啟敏在2025中關村論壇年會工程科技創新論壇上，以《前沿生物技術支撐腫瘤精準醫學發展》為題作主旨報告，從本質上闡釋疾病（癌癥）的發病機理及臨床腫瘤治療的現狀、局限性和創新的需求，并介紹了前沿生物技術在腫瘤精準醫學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我國腫瘤防控形勢嚴峻

癌癥是危害中國人健康的頭號“殺手”。詹啟敏介紹說，我國癌癥新發病例和死亡人數均居全球首位。不僅如此，我國腫瘤患者5年生存率為43.7%，與美國（68.5%）存在較大差距。此外，由于遺傳背景、生活方式、生活環境等因素，導致某些腫瘤類型在我國更為高發，如胃癌、肝癌、食管癌等。

詹啟敏闡釋了癌癥的發病機理。他說，惡性腫瘤經歷從遺傳異常改變到細胞生命活動改變，再到細胞轉化、癌變惡性表型形成的過程。當前，臨床腫瘤治療主要有手術、放療、化療、生物治療和中醫藥治療等方式，腫瘤治療仍面臨很大挑戰。

“很多病人處于惡性腫瘤中晚期，特別是以化療為代表的治療方式具有被動性和盲目性，所以，我們必須搞科學研究。”詹啟敏表示，針對腫瘤疾病涉及的遺傳背景、變異免疫和分泌改變等，要重點做到精準預防、精準診斷、精準治療。

腫瘤治療關鍵在精準

詹啟敏表示，由于人群中存在遺傳和環境因素的差異，導致同樣生活方式和生活環境下，每個人產生腫瘤的概率不同。因此，需要精準識別高風險人群，進行有針對性的預防。

在惡性腫瘤精準治療方面，詹啟敏指出，很多患者就診時已經處于中晚期，因此，基因和蛋白的改變要遠遠早于臨床病理的改變。在詹啟敏看來，要針對病人提供個性化的精準治療。

“既要避免治療不足，也要防止治療過度。”詹啟敏說，個性化治療的科學依據在于藥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差異是眾多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惡性腫瘤要進行精準治療，首先要弄清楚疾病的發生、發展趨勢，找到它的分子標志物，在臨床影像學、病理學分析的基礎上，采用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等特異性治療方法，以更小的副作用達到更有效的治療效果。

據了解，腫瘤靶向治療是將與腫瘤有關的特異性分子作為靶點來達到治療作用的新興手段。但詹啟敏團隊在藥物研究中發現，靶向治療也存在新的挑戰。

詹啟敏舉例道，如pembro-lizumab（派姆單抗）、nivolumab（納武單抗）等藥物通過激活T細胞，在多種腫瘤臨床治療中取得巨大成功，但是由于腫瘤自身及其腫瘤微環境的異質性，免疫單抗完全治愈腫瘤仍長路漫漫。

詹啟敏團隊在結直腸癌疾病研究中發現，腸道微環境的改變削弱了新輔助放化療療效，證實了在腫瘤治療過程中研究腫瘤細胞和腸道微生物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揭示了腸道微生物影響直腸癌新輔助治療療效的機制。

“利用靶向免疫微環境+腸道微生物干預的綜合治療，將是結直腸癌未來的治療方法。”詹啟敏說。

“AI+”助力醫學創新發展

“在精準治療過程中，單細胞技術拓展了腫瘤精準靶向范圍，單細胞技術是未來腫瘤精準醫學的重要工具。”詹啟敏表示，腫瘤精準醫學需要關注多個科學問題，例如，涉及腫瘤闡釋發生發展機制，能回答疾病發生的本質問題；標志物和早期診斷為疾病治療提供有效時機；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能特異性地有效治療疾病。

在詹啟敏看來，生命組學、基因編輯、人體微生態、液體活檢等前沿科技，對支撐腫瘤精準醫學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詹啟敏舉例說，液體活檢主要在癌癥早篩、靶向治療、耐藥性檢測等腫瘤精準診療中應用；基于類器官的新藥研發，促進了新藥研發模型的轉變；基于納米顆粒的藥物精準遞送、基于細胞囊泡Evs的藥物精準遞送，促進了藥物遞送模型的創新。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醫學模式帶來了革命性改變。”詹啟敏表示，基于AI的臨床全鏈條腫瘤精準診療及基于AI的新藥研發，加速了腫瘤精準醫學的發展。此外，AI+多模態數據指導下的精準診療，推動了腫瘤精準醫學模式的轉變。以醫療裝備為例，遠程手術實現了異地同步操作，突破了傳統醫療地域限制。

在詹啟敏看來，從基礎研究到臨床研究，由動物實驗到人體試驗都涉及倫理問題，都需要遵循科學道德和倫理規范。他建議，要健全科技倫理和法規的運行機制，強化政府、科學家和公眾的責任，加強倫理、法規的宣教，推動倫理法律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