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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南開大學數字經濟交叉科學中心研究員、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特約專家 陳兵（受訪者供圖）

日前，國務院正式公布《政務數據共享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自2025年8月1日起施行，標志著我國政務數據共享邁入了規范化、系統化、法治化的新階段。作為我國第一部專門規范政務數據共享行為的行政法規，《條例》不僅回應了政務數據“碎片化、難共享”等現實難題，更是在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時代背景下，對數字政府建設進行的制度回應與建設。

一、打破“數據壁壘”，推動從分散治理向協同治理轉型

政務數據作為數字政府建設中最核心的戰略資源，其潛力和價值并未被充分挖掘利用。一方面，不同部門、不同層級的數據標準各異，難以統一流通，另一方面，部分數據存在“重復采集、重復建設”，不僅造成行政成本上升，也抑制了數據高效協同效能。而《條例》以制度形式首次系統規定政務數據共享行為，即“政府部門因依法履行職責需要，使用其他政府部門的政務數據或者為其他政府部門提供政務數據的行為”。尤其在《條例》第九條中明確提出“五跨”目標，由政務數據共享主管部門“協調推進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政務數據安全有序高效共享利用”。這一制度安排，是對現行“數據煙囪”的破局期待，也意味著政務數據治理要從“各自為政”轉向“整體聯動”。

從政務治理邏輯來看，《條例》倡導的數據共享機制，意在強化數字政府建設下的各級政務部門的協同治理，實現政務服務部門導向到問題導向的轉變。譬如，地方政府在住房、醫療、社保、教育等民生領域經常面臨數據“孤島”問題，而依托共享機制形成的政務數據平臺，不僅能提升政策設計的精準性，也能通過多源數據的智能整合，推動實現“一件事一次辦”“高頻事項秒批快辦”等服務創新，從而真正提升民眾的數字獲得感。

可見，政務數據共享不僅是一項數字政府建設中的技術任務，更是制度創新推動政務服務創新的具體體現。《條例》通過相關規定，為政務數據打通部門壁壘、統籌協調共享提供了規范基礎，是從“能共享”走向“必須共享”的制度變革。這也意味著，在推進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政府治理正逐步從“經驗治理”向“數據治理”演進，政策制定從依賴主觀判斷向依托客觀數據轉變，行政決策的科學性將不斷提升。

二、統籌平臺建設，推動形成全國一體化政務數據體系

政務數據共享，離不開強有力的技術基礎設施支撐，然而，現實中多平臺并存、重復建設、標準不兼容等問題仍較突出，一些地方存在部門“數據孤島”，拉高了數據共享成本，弱化了數據流通使用整體效能。針對這一問題，《條例》第三十條第一款明確提出“國家統籌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政務數據安全防護能力，整合構建標準統一、布局合理、管理協同、安全可靠的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體系”。

要實現這一目標，首要任務是加強頂層設計，避免各自建設、難以互通的散亂格局。這就需要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在中央統一規劃下，分階段、分步驟、分時間逐步建立起“中央-省-市-縣-鄉”五級貫通的數據體系，需要統一標準接口、認證機制和共享協議，實現全量數據的匯聚與調度，如此方能整合各級各類數據資源，避免重復投資與信息壁壘，真正實現“全域覆蓋、全量接入”。

其次，要強化制度協同與能力建設。一方面，國家應盡快制定政務數據平臺建設技術標準、安全規范等內容，推動形成平臺間的“共建、共用、共享”。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技術選擇、數據采集、平臺建設中，應加強與國家標準的對接，避免重復開發和低效利用。

此外，可以考慮鼓勵探索共建共享的新型機制，如跨區域協同平臺、數據中臺建設、邊緣計算節點等，突破行政邊界對數據共享的物理限制，可以考慮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為代表的區域重大戰略發展地區，率先探索建設區域數據協同機制，不僅能提升政府整體服務效能，也為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提升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先行先試經驗。

三、守住安全底線，實現政務數據“可信、可控、可追責”

數據安全不僅是技術層面的保障問題，更是政務數據治理全鏈條、全流程的底線要求。政務數據作為國家重要戰略資源，其安全性不僅關系到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礎，也事關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權益。在推動數據高效共享，釋放數據要素價值的同時，必須守住數據安全底線，實現數據共享與安全的動態平衡。

首先，要落實政務數據的分類分級管理制度，推進精細化治理。《數據安全法》第二十一條根據數據的重要程度及其一旦遭侵害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將數據劃分為“核心數據”“重要數據”與“一般數據”。在政務數據共享實踐中，應據此進行差異化、精細化管理，對核心數據應堅持“非共享為原則，共享為例外”的管理思路，確需共享數據的必須設置嚴格條件并履行相應審批程序；對重要數據則應實行“有限共享、權限控制”，確保在滿足履職需要的前提下實現數據授權使用；而對于一般數據，則可通過開放接口、標準格式等方式優先共享，提升政務運行效率與公共服務精準性。分類分級的精細治理，不僅有助于實現數據資源效用最大化，也有效防范“數據泛化開放”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其次，應建立健全數據授權使用機制，實現精細授權管理。一方面，應明確“誰申請、誰使用、誰負責”的責任機制，通過申請人信息認證、使用范圍界定、用途說明及期限設定，確保數據使用的合法性、正當性。另一方面，應構建覆蓋數據全生命周期的訪問控制體系，通過調用審批機制、訪問權限管理、動態數據追蹤等手段，使數據使用行為可被記錄、可被溯源、可被問責，提升了政府在數字環境下的責任追溯能力。

進一步來看，實現政務數據“可信可用”的良性循環，還需強化共享過程中的安全責任主體明確與制度保障銜接。在政務數據跨部門調用過程中，應明確數據提供方、使用方、平臺運營方的各自安全保障職責，厘清“提供數據是否擔責、數據泄露如何界定、濫用責任如何追究”等關鍵問題，推動形成協同共享、責任共擔的安全責任格局。同時，還應建立政務數據共享的應急處置機制，對異常訪問行為、越權使用行為、數據泄露風險等及時響應、有效處置，提升政務數據體系整體的抗風險能力。

最后，可以通過技術層面推動安全建設，強化數據加密、脫敏處理、身份認證、訪問控制等底層安全技術能力，提升數據平臺的自動化安全管理水平，可以結合人工智能、大數據安全監測、區塊鏈等技術手段，為政務數據提供更加智能化、動態化的安全保障，譬如，區塊鏈可用于記錄數據調用的時間、對象、用途，確保調用都有跡可循，通過人工智能技術識別非正常訪問行為，實現實時安全預警。通過相關安全機制與技術手段相結合，構建可信、可控、可追責的政務數據安全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