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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志廣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為有針對性地解決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大而不強、快而不優的問題提供了方向指引，也為新征程加快推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吹響了奮進號角。

舉世矚目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這為有針對性地解決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大而不強、快而不優的問題提供了方向指引，也為新征程加快推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吹響了奮進號角。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新型舉國體制、超大規模市場、海量數據資源、豐富應用場景等優勢日益彰顯，取得顯著成績。數字經濟規模持續壯大，2023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預計超過12萬億元，占GDP的比重達10%左右。然而，當前世界各國圍繞數字經濟的競爭日益激烈，對我國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形成競爭或是趕超之勢，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著不進則退、慢進亦退的現實挑戰。為此，應當聚焦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實際，下大氣力解決制約數字經濟做強、做優、做大的瓶頸問題，實現補短板、強弱項、固底板、揚優勢。

一、全力推動數字經濟領域關鍵技術創新，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全方位全鏈條普及應用

當前，我國數字經濟領域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變，面臨核心技術和軟硬件產品供給不足現狀，在操作系統、模型算法、工業軟件、基礎材料等領域，技術研發和工藝制造水平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關鍵領域創新能力亟待提升。國內操作系統在應用軟件適配和底層硬件適配生態上與國際先進水平存在較大差距。人工智能關鍵算法整體上處于跟隨態勢，基礎原創能力不強，大模型方向與國際科技巨頭相比存在明顯差距。關鍵軟件研發設計、仿真驗證等軟件差距顯著，在技術先進性、工業機理結合性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

因此，需要大力推進數字經濟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一是要加大半導體材料等技術攻關力度，鼓勵國內半導體制造、設計、應用廠商提升國產設備、材料等采購比例，以用促研；二是持續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堅持推廣國產操作系統應用，基于國產深度學習框架開發人工智能應用，有序擴大下游用戶數量，以應用帶動生態建設；三是加強基礎原創算法研究投入，在大模型等重點方向上統籌國內技術、人才、算力等優勢資源，形成發展合力；四是建立設計仿真平臺和柔性制造模塊平臺，鼓勵國產MEMS廠商在本土設廠，加大CMOS MEMS制造技術研發力度；五是鼓勵大型制造企業加大投入，加強工業機理模型與數據沉淀，開發核心工藝包、數據集，持續提升軟件可靠性、穩定性、易用性，以應用為牽引不斷迭代優化軟件性能。

二、強化對數字經濟本質規律、機制機理的認識，進一步完善以數據產權制度為核心的數據基礎制度

當前，全社會對數字經濟的內涵本質、規律特征、時代特性認識仍不到位，對“數字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在機制和實踐層面仍認知不足，對數字經濟整體發展缺乏權威的統計測算方法。各地對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占GDP的比重如何測算能力不足，對數字經濟整體占GDP比重的測算缺乏科學的測算方法。數據要素市場發展還面臨不少技術層面、工作實操層面的具體問題，亟須根據具體的需求場景制定適用的標準、規范和操作規程等。比如分級分類的數據登記、確權授權仍缺乏操作依據，數據交易中心的交易規則、技術支撐等仍處于起步探索階段，數據產權制度、定價機制、流通機制、數據監管、收益分配等制度仍需要進一步細化落實，數據要素市場尚不健全。《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數據二十條”）只是建立數據基礎制度的重要一步，但要指導操作實施仍有大量細節沒有現成答案，數據基礎制度從訂立框架到豐富完善任重道遠，需要在制度建設、技術路徑、發展模式等方面進一步落實落細。

數據產權制度是數據基礎制度的核心和關鍵，也是構建數據基礎制度的焦點和難點。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清晰的確權安排是實現要素市場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目前，我國數據產權制度的建立仍面臨不少開放創新的問題，需要結合實踐不斷探索，推動構建中國特色的數據產權制度。數據資源作為新型生產要素，與自然人、平臺企業、政府等密切相關，與生產者、消費者緊密連接，在各類應用系統中融通流動，本質上具有非競爭性、公共資源的特點，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傳統生產要素完全排他的確權思路難以適用于數據資源，現實中實現清晰的數據確權存在較大難度。數據與傳統普通實物的所有權性質不同，無法將所有權絕對化，數據要素的確權難度要高于傳統生產要素。數據確權屬于生產關系范疇，應遵循生產關系服務于生產力發展的重大原則。可以將數據資源的人格權和財產權分開，以兼顧各方的產權共享需要。數據確權問題非常復雜，數據確權、定價都有難度。為了促進數據流通，目前的思路是不回避對所有權問題的繼續討論，但采用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三權分置”方法，先強調使用權，以便數據流通。“三權分置”是一種暫時性的過渡措施，本質上還沒有完全解決數據確權問題。現行立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并未就數據資源持有權給出明確解釋，因此，相關權威機構需要正確界定數據資源持有者及權益歸屬，就數據資源持有權的具體權能作出統一規定，尤其是應當明確數據資源持有權的積極權能和消極權能的具體內容，以便于數據資源持有者能夠正確理解和行使這一權利。要依法確認數據資源持有者持有數據資源的范圍，并依法保護數據資源持有者合法權益。同時，禁止或者限制數據資源持有者壟斷數據資源，盡可能消除數據壁壘，通過數據流通最大化地釋放數據價值。

三、發揮數據要素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和倍增效應，打造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引擎

數字經濟的本質，就是用信息網絡空間中由0和1數據要素構成的比特價值網絡，優化、調用、控制由原子實體要素構成的實體物理空間的人員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管理流等，從而構建起數據在網絡空間穿梭、原子在物理空間奔波、價值在三元空間融合的新型實體經濟，即數字經濟。與土地等傳統要素資源相比，數據要素具有非消耗性、可共享性、自增值性三大特征，打破了土地、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有限供給對經濟增長的制約，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基礎與可能。數據要素對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具有放大、疊加、倍增作用，能夠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數字時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構、重塑、再造和重組，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實現深刻變革。數字經濟的核心特征是個性化，即基于數據驅動實現需求個性化、制造個性化、服務個性化，按照麥肯錫的研究，通過個性化可以給經濟帶來5-8倍的回報。數據具有規模經濟效應。單個數據沒有價值，規模化的數據才有價值。數據集本身的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只是數據價值化的很小部分。數據要素成為數字化產品和服務的內在組成部分和關鍵價值因素，才能實現數據對經濟的放大、疊加和倍增作用。數字經濟的核心價值是通過數據要素改變生產函數，讓數據要素成為數字化產品和服務的關鍵價值變量，通過信息的增長，從而實現經濟的增長，避免“數據要素價值空心化”。

要深入實施“數據要素×”行動，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海量數據資源、豐富應用場景等多重優勢，推動數據要素與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協同，以數據流引領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物資流，突破傳統資源要素約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數據多場景應用、多主體復用，培育基于數據要素的新產品和新服務，實現知識擴散、價值倍增，開辟經濟增長新空間；加快多元數據融合，以數據規模擴張和數據類型豐富，促進生產工具創新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模式，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實施“數據要素×”行動，應以推進數據要素協同優化、復用增效、融合創新作用發揮為重點，強化工業制造、現代農業、商貿流通、交通運輸、金融服務、科技創新、文化旅游、醫療健康、應急管理、氣象服務、城市治理、綠色低碳等領域的場景需求牽引，帶動數據要素高質量供給、合規高效流通，優化資源配置，賦能實體經濟，推動生產生活、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方式深刻變革，同時，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充分實現數據要素價值化，實現向數據要增長，向數據要動能，向數據要治理，向數據要優勢，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四、加快完善數字經濟產業生態體系，推進數字經濟產業模式和組織形態變革

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產業生態體系不健全，整體競爭力不強，產業新動能傳導、放大、帶動效應釋放存在制約。一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大企業、大平臺、大生態格局有待完善。受國內外大環境影響，產業投資擴張期尚未到來，企業新服務、新業態增長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擠壓，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相對緩慢，比如數據資產評估、確權交易、流通服務等領域新興企業成長周期短、規模體量小、業務不成熟，尚未形成規模化能力和產業大生態。二是構建產業生態系統的相關市場配套制度不完善。尤其是數據基礎制度尚未健全、不清晰，影響產業發展和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比如數據訓練、數據流通、數據使用等配套制度缺失，合法合規邊界不清晰，服務商受限于數據來源和內容限制等制度規則。三是產業過度競爭激化風險矛盾。比如市場上出現低于成本價的電子信息產品制造訂單、工程項目中標，而“百模大戰”導致高性能芯片爭奪加劇，更多選擇自行部署用于AI訓練的智算中心和云平臺，導致基礎設施科學布局、集約高效和共建共享遇阻。

因此，當前迫切需要發揮好我國巨大人口基數、豐富應用場景、超大規模市場等優勢，把握新市場孕育、新優勢構建機會，系統布局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據價值化，加快信息領域關鍵技術突破，扎實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實現轉型發展向上躍升、破局突圍。要通過“數據要素×”行動，構建和完善數字經濟產業生態體系。以數據生產要素為核心，以數據流引領物資流、人才流、技術流、資金流，形成產業鏈上下游和跨行業融合的數字化生態體系，構建“設備數字化—生產線數字化—車間數字化—工廠數字化—企業數字化—產業鏈數字化—數字化生態”的體系化數據融合范式，打造“數字化企業—數字化產業鏈—數字化生態”三位一體、遞階演進的產業價值網，構建“生產服務+商業模式+金融服務”的數字化生態，將各類信息、流量上升到數據資產的高度，進而借助線上與線下、軟件與硬件、制造與服務、產品與服務、流量與數據、場景與內容相結合，充分把條塊分割的涇渭分明的技術張力、企業邊界、商業疆域、產業界限予以貫通，形成產業跨界融合、企業互聯融通、商業結構再造、技術集成應用的發展態勢。要將“數據要素×”應用場景下沉到各行各業，打通“技術鏈、供應鏈、生態鏈、服務鏈、資金鏈、政策鏈、人才鏈”七鏈，讓整個鏈條數據流通起來，從而達到融合共贏，在數據要素與傳統產業的碰撞中實現價值增量。

五、構建新型可信數據基礎設施，建立數據可信流通體系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和運營國家數據基礎設施，促進數據共享。”數據基礎設施是從數據要素價值釋放的角度出發，在網絡、算力等設施的支持下，面向社會提供一體化數據匯聚、處理、流通、應用、運營、安全保障服務的一類新型基礎設施，是包括硬件、軟件、開源協議、標準規范、機制設計等在內的有機整體。以5G、光纖、衛星互聯網等為代表的網絡設施為數據提供高速泛在的連接能力，以通用算力、智算算力、超算算力為代表的算力設施為數據提供高效敏捷的處理能力，以區塊鏈、數據空間、高速數據網為代表的數據流通設施打通數據共享流通堵點，以隱私計算、聯邦學習等為代表的數據安全設施保障數據的安全。數據基礎設施對擴大數據產業規模、繁榮數據產業生態、促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據業界初步估算，數據基礎設施每年將吸引直接投資約4000億元，帶動未來5年投資規模約2萬億元。

建立數據可信流通體系是構建數據基礎制度的核心，也是激活數據要素潛能、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的關鍵。建設新型可信數據基礎設施，支撐構建數據可信流通體系，提升數據的可用、可信、可流通、可追溯水平，是激活數據要素潛能、賦能實體經濟的重要途徑。從數據基礎設施的角度看，目前的設施是“私有的”，即互聯網上的絕大部分數據都保存在相關機構的后臺數據庫中，數據可信流通和價值化迫切需要“公共IT系統”的出現，即建立在分布式云、區塊鏈等技術基礎之上，不依賴于單個實體或公司的私有服務器和數據庫，而是在分布式的公共環境中進行數據交換和共享。“公私域共存”將成為未來互聯網的發展趨勢。面向未來的新型可信數據基礎設施，就是要適應“公私域共存”的趨勢，將集中式系統和分布式系統相結合，著力構建“數據來源可確認、使用范圍可界定、流通過程可追溯、安全風險可防范”的數據可信流通體系。從本質上看，區塊鏈是以分布式數據存儲、點對點傳輸、共識機制、加密算法、智能合約等計算機技術集成創新而產生的分布式賬本技術，是基于互聯網的分布式數據庫，具有去中心化、共識機制、不可篡改、可以追溯、規則透明等特點，可以支撐實現數據要素的個體可識別、用途可追溯和價值可衡量，是打造數據可信流通體系的關鍵支撐技術。“數據二十條”提出，要“推進跨境數字貿易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不同場景下數據要素安全可信流通”“突破數據可信流通”“原始數據不出域、數據可用不可見”，這些目標的實現都需要基于區塊鏈技術、可信的區塊鏈服務網絡基礎設施、隱私計算技術等，形成專業的數字技術和解決方案供給能力，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可信數據基礎設施，為數據要素價值化提供可信、可控的基礎設施載體。

六、科學推進全國一體化算力體系建設，促進算力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算力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生產力，是社會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的重要基礎。加快算力建設，能有效激發數據要素創新活力，催生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注入動力。隨著人工智能應用迅速發展，我國對智能算力資源的需求越發旺盛。將算力進一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必須科學推進全國一體化算力體系建設，加強算力資源統籌銜接和高效調度，適度超前布局數字基礎設施，充分發揮算力對經濟發展效能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加快形成全國一體化算力體系，適度超前建設數字基礎設施，是事關全局的長遠之策，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國一體化算力體系本質上是一個規模龐大、跨區跨域、要素復雜、應用多樣、不斷演化的復雜巨系統，在實踐層面仍面臨一些挑戰，需要準確理解和把握算力建設領域的關鍵問題，科學謀劃，切實推進算力經濟高質高效持續發展。

科學推進全國一體化算力體系建設，一是要防止“重建設輕需求、重設施輕應用”，做好供需匹配和設施應用精準對接。與水網、電網的調度機制不同，算力無法沿著網絡流動，需要通過網絡把數據、業務和應用從異地匯聚到固定的算力中心進行計算，本質上調度的是“計算任務”。要強化業務應用導向。算力網和物聯網一樣，需要有真實的應用場景牽引，根據實際應用需求進行分級、分域、分區的互聯互通。如果沒有真實的應用場景牽引，就沒有對算力設施進行普遍互聯的需求，要避免形成算力網短期內需要普遍泛在互聯的產業和應用誤判；沒有業務應用支撐，算力設施就無法發揮應有作用，反而會造成設施空置、能源空耗、供給過剩和缺乏效益。由于用戶數據類型多樣、業務需求各異，跨區域“數”“算”匹配需處理好網絡性能、算力實時性、數據安全等問題，在業務應用層面做好供需匹配和精準對接，加強各地區各領域多層級協調配合，開展性能、價格、效益、安全等多方面評估和測算，形成應用需求牽引和安全可信的長效動力機制。

二是在全國一體化算力體系總體布局下，科學理解“東數西算”的定位。構建全國一體化算力體系的核心是開展全國范圍內算力資源的布局和優化，是相對總體性的概念，“東數西算”工程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東數東算”“西數西算”是全國一體化算力體系的主體，“東數西算”是對“東數東算”“西數西算”等本地計算、近地計算的補充和完善。就目前的技術而言，具有實時性的本地數據無法搬到異地計算，因此，西部目前主要考慮的是承載后臺加工、離線分析、存儲備份等非實時算力需求。現在計算機內部的通信是納秒級的，在廣域網上通信是毫秒級的。算力網只能在毫秒級的層面上談分布式計算，做到粗粒度的分布式任務的調度。目前，構建算力網的技術仍不是很成熟，需要根據實際需要，推進算力網具有業務需求的從局域網到廣域網的有序演化，避免在缺乏應用需求的情況下試圖一蹴而就地開展普遍互聯，這方面還有很多專業性、開放性問題需要從技術、系統、應用、產業等多維度進行深入研究，要堅決避免盲目建設、一哄而上。

（作者：單志廣 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發展部主任、未來產業和平臺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首發于《中國經濟時報》）